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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厢难求！年夜饭堂食预订火热，预制菜成新宠******

　　“你现在打电话太晚了，捡漏也未必能捡到，很多人都是提前一个月就来预订包厢的。”某餐厅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兔年将至，年夜饭预订火了。

　　早在去年12月份，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年夜饭”便已经有丰富的产品上线，而线下门店开放年夜饭预订的时间则更早些，餐饮业普遍线上线下同时发力，喜迎新春。

　　新京报记者采访多家餐厅了解到，目前很多年夜饭包厢均已订满，可谓“一厢难求”，堂食火热，线上预制菜同样备受追捧，甚至很多餐厅堂食菜品和预制菜均有销售，双管齐下争夺年夜饭市场。

　　一厢难求！有顾客提前一年预订年夜饭包厢

　　1月11日，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随机拨打了全聚德(双井店)、汤城小厨(合生汇购物中心店)、旺顺阁鱼头泡饼(燕莎奥特莱斯店)、淮扬府·游园惊梦(北京SKP店)等多家餐厅的电话，得知其年夜饭包厢均已经订满，个别餐厅大厅内仍有位置，同时店员建议记者尽快预订，“估计这两天就会全满了。”

　　记者了解到，很多餐厅在除夕夜当天会停止营业，而营业且有年夜饭套餐的餐厅也并不会在这个活动上做过多宣传，大部分是线下营销，给到店消费的顾客做介绍或者发传单。

　　即便如此，预订依然火爆。“很多人都是提前一个月就来预订包厢。”某餐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经记者摸查了解，每桌年夜饭的堂食价格鲜少低于1000元，普遍在2000元以上(10人桌居多，也就是客单价在200元以上)，预订要交押金，押金在300元至1000元不等，同时需要提前选好套餐、定好菜品。

　　有些餐厅在除夕夜当天是不翻台的，只接待预订顾客；还有的餐厅仅翻台1到2次，包厢只接待预订顾客，大厅只有几桌可以接待非预订顾客，但是店员提醒记者：“如果不提前预订，最好下午四五点就过来，否则大概率没位置。”

　　旺顺阁集团副总裁崔余健告诉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截至目前，旺顺阁鱼头泡饼23家北京门店、5家提督门店分别已预订年夜饭三百多桌，旺顺阁海鲜广场、披云徽宴等几家主打高端宴请的餐饮门店预订一百余桌。旺顺阁鱼头泡饼年夜饭堂食套餐有多款选择，客单价从240元到370元不等。”

　　年夜饭“一厢难求”的情况不局限于北京，全国各地的餐厅均有此类情况发生。

　　1月10日，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了解到，杭州知味观的年夜饭包厢早已被预订满了，“我们做年夜饭已经30多年了，很多顾客吃完今年的就会把明年的包厢预订上，现在我们大厅还有三四桌的余额，其他全满了。” 杭州知味观常务副总经理、行政总厨陈永青告诉记者。

　　据陈永青介绍，杭州知味观每年的年夜饭都是爆满，“每年九、十月的时候，我们的年夜饭菜单就出来了，那时我们会和预订的顾客再次确认一下时间、桌数、菜品等信息。”

　　在年夜饭的准备工作上，由于订单很早就满了，所以可以提前预估出春节期间餐厅所需的菜品量，“我们会提前半个月和供应商联系，提供我们对每种食材的需求数据。也会提前了解员工的返乡时间，做好春节期间的培训和排班表，春节假期上岗的员工均按国家标准发放加班费。” 陈永青说。

　　在年夜饭菜单的设置上，据陈永青介绍，杭州知味观每年都会对菜单进行微调，增加一些市场流行菜，“我们主要根据市场需求做调整，比如现在新杭州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就增加了一些重口味的菜。”

　　陈永青说：“预计今年杭州知味观年夜饭套餐的销量和去年差不多。”在他看来，疫情期间，年夜饭经济有过一段低谷期，目前处于回升状态。

　　紧抓“年夜饭”机遇 餐饮业稳岗留工、错峰休假

　　伴随着“新十条”等政策出台，疫情防控政策的持续优化，餐饮业强势复苏中。

　　“旺顺阁鱼头泡饼使用有机鲜活鳙鱼，为确保春节期间市场供应，已从多个优质水源地预订活鱼25万斤。随着门店生意逐步恢复，召回了一百多名疫情期间离京的员工，也联系了不少小时工、寒假工作为补充。无论是堂食、外卖、外送的年夜饭套餐，还是盆菜、腊味、鱼头泡饼预制菜礼盒，旺顺阁为消费者的年夜饭餐桌做好了充足准备。” 旺顺阁集团副总裁崔余健告诉记者。

　　入行20多年来，胡大饭馆此前的除夕夜都是员工的聚会，并不对外营业，今年有所不同，胡大饭馆将首次涉足年夜饭套餐。

　　谈及做这一决定的初衷，胡大饭馆运营总监张胜滔告诉记者，“可谓是供应与需求的双向奔赴。”

　　从元旦假期开始，胡大饭馆迎来了客流量暴增，“元旦期间，我们的营收比疫情前增长了15%左右，客流量也恢复到了疫情前的九成，现在客流量每天都在增长，双休日涨幅更大。” 张胜滔表示：“因为很多老顾客或当面或电话来询问我们这边有没有年夜饭，又加上我们了解到今年除夕夜不营业的餐厅较多，所以也想抓住这次在经营方面的尝试机会。”

　　记者了解到，为了稳岗留工，胡大饭馆鼓励员工就地过年，安排错峰休假，今年1月份在京工作的员工按照1.5倍薪资发放，春节还准备有红包。

　　据悉，今年除夕，胡大饭馆的营业时间是上午10点至次日凌晨3点，目前已经可以接受预订，一共有4款堂食套餐可供选择，即“堂食年夜饭 5-6人1358元套餐，8-12人1888/2288/2988元套餐，线上外卖以2-4人餐搭配为主。”为了丰富年夜饭套餐的内容，除了小龙虾等经典菜品，胡大饭馆还特意推出了干烧大黄鱼等新菜。

　　张胜滔表示：“目前我们主要是线下推广年夜饭套餐，今年又是首次除夕夜营业，对于那晚的客流量和营业额，我们有着十分积极的预期。”

　　预制菜成年夜饭新宠，多家老字号堂食、预制菜两手抓

　　1月9日，高月给家里预订的西贝年货礼盒就到货了，里面是8种预制菜，包括狮子头、猪肚鸡、牛大骨、羊蝎子、烤鱼等等。

　　“我们去年年夜饭吃的就是预制菜，当时我买了12个菜，1000多块钱。今年节省成本，只买了8个硬菜，下单早，活动价才399元，然后再让我妈妈做几个菜就够了。”记者了解到，年夜饭预制菜在去年便已经火爆，今年热度仍在持续，不少家庭和高月家一样，选择了预制菜和自己做菜相结合的方式来操持年夜饭。

　　1月9日，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从叮咚买菜等平台了解到，在1月2日至8日这周，年夜饭预订迎来首个高峰、预制菜遭抢订。叮咚买菜预制菜负责人欧厚喜说：“以往年夜饭的预订高峰一般在春节前一个礼拜，今年提前了半个多月。”

　　据了解，叮咚买菜已推出“年夜饭预制菜”预订专区，其中，主打家乡味道的传统宴席“八大碗”系列，上线仅半个月，销量便突破10万份；主打营养健康、高端品质的海鲜预制菜也很受欢迎，比如“避风塘炒面包蟹”，一天被订购5000多份。

　　另外，叮咚买菜联名各地知名餐厅，如上海老饭店、绿波廊、陶陶居、苏浙汇等，推出“年夜饭套餐送到家”系列，一周内已被订购8000份年夜饭。

　　同时，记者了解到，很多餐厅为了抓住“年夜饭”机遇，不仅开放堂食、提供外卖，也上线了自己的预制菜产品。

　　杭州知味观今年便首次推出了年夜饭套餐的预制菜系列，“我们堂食是每桌10人，预制菜主要是为了小群体消费者，准备了2到8人不等的分量，套餐种类不多，主要在我们自己的小程序上售卖，目前销量还不错，每天至少能卖几十套，多的时候有几百套，也算是一个新尝试。”陈永青告诉记者。

　　老字号餐饮品牌全聚德也是堂食和预制菜两手抓。据了解，全聚德已推出“全聚德”“川老大”“丰泽园”三大品牌的预制菜产品，包括毛血旺、小酥肉、酸汤肥牛等菜品。而全聚德今年为年夜饭定制的家宴礼盒中，烤鸭是必不可少的。

　　在线下门店接受堂食预订的同时，海底捞外送推出“开饭了”年货套餐，提供金汤酸菜鱼、川香椒麻鱼等多款年夜饭预制菜。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专家解析女子因已婚被辞事件******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 专家解析“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事件

　　采访背景

　　1月12日，一则“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的消息冲上热搜。据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第一天上班，填完资料，正在了解公司的相关介绍和日常的工作职责时，突然被人事叫到办公室通知辞退事宜，理由是“王女士已婚，后期会要孩子”。

　　王女士称，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很生气。事情曝光后，不少网友对涉事企业明目张胆歧视女性就业的行为感到愤怒，纷纷呼吁加大执法力度、优化就业环境，消除女性就业歧视。

　　歧视女性就业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应该如何加强治理解决职场歧视问题？记者为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刚办完入职手续就被公司辞退了！令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颇为不解的是，招聘时她已经告知企业自己“已婚”，面对人事时又明确说自己近期没有备孕的打算，但依然难逃被辞退的结局。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女性就业歧视长期存在：女子怀孕7个月被公司告知“没产假”并被辞退；有酒店要求女员工“怀孕就主动辞职”；一女员工因怀上二胎遭公司解雇……

　　这不仅是对女性的职场性别歧视，更是对劳动法律的漠视。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看来，这种以性别或者婚否为由排除录用、提高录用条件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显然构成了就业歧视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也违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王女士被辞一事曝光后，很多网友表示，女性在职场上被歧视的事情数不胜数。有女网友说，自己在面试时会被问到“结婚了吗”“准备生孩子吗”，甚至有企业人事直言已婚未育是劣势。

　　对于一些企业不愿找已婚未孕或正在备孕的员工这一问题，上海市某公司人事告诉记者，原因很简单，就是怕影响工作，进而影响企业效益。女职工产假相当于带薪休假，而且有了孩子后可能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但为何在现实生活中，职场性别歧视依然屡见不鲜、屡禁不止？

　　受访专家认为，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除了观念、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外，也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因素。

　　北京市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委员杨保全认为，女性在就业过程中所遭受的歧视往往不是以明显直接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不易察觉的隐蔽方式，甚至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女性所遭遇的歧视从应聘、工作、晋升、薪酬福利到退休，贯穿整个就业过程。对用人单位来说，规避法律法规的具体操作办法有很多，违法成本低。

　　在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彬看来，劳动者维权成本高，我国反就业歧视的相关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出现受理难、审理难等困境，对劳动者的举证责任要求也比较高，导致维权难度大。同时，有关主管部门在就业歧视问题上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例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还没有将就业歧视明确纳入到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中去。

　　“现有的法律并没有完全平衡好用人单位、女职工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招聘女职工，对用人单位来说，可能加重用工成本，又没有相关分担机制，用人单位必然会排斥女职工的录用。比如，目前奖励产假期间的工资在很多地方都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一些地方规定男性享有的陪产假可以‘转让’给配偶享有等。”沈建峰说。

　　女性职场权益，如何才能有效保障？

　　沈建峰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之后，进一步明确了构成就业歧视的行为，明确了对妇女的就业歧视等可以由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从而强化了对性别歧视的治理。此外，女职工遭遇就业歧视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要求处理。

　　杨保全说，为更加有效地保护女性就业平等权，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公益诉讼范围。由检察机关提起反就业性别歧视公益诉讼，比个人诉讼提起更具优势。因此，如果劳动者感觉维权难度较大，可以求助检察机关。

　　“平等就业权兼有人格权益与身份权益的双重属性。就业歧视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形式，对受害人的救济可参考适用侵权法的责任形式。除了需要补偿受害人实际支出的费用和损失以外，还应补偿其丧失工作机会或工作的未来经济损失。对于用人单位给劳动者造成严重损失的，还应当予以惩罚性赔偿。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应当根据损害的情节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以加大用人单位违法成本，起到规范和约束的作用。”杨保全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建峰看来，随着反就业歧视观念的深入人心，目前实践中直接而明确的就业歧视已经比较罕见，很少有用人单位在招聘简章中明确性别要求，也很少有用人单位告诉劳动者不被招聘的原因。目前，隐性的就业歧视比较常见，成为劳动者权益维护的难点和痛点。

　　对于隐性就业歧视，维权最大的难点在于举证。对此，赵彬建议，劳动者要注意收集相关证据。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在平等就业的宣导、监督、执法上加大力度，努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杨保全认为，还应健全司法救济机制。劳动关系成立前的招聘阶段，即受到就业性别歧视的受害人如要提起诉讼，根据既有证据规则的规定，需自行收集用人单位的侵权证据，然而，让尚未进入劳动领域的当事人收集用人单位的违法证据，在实践中的难度不仅远远大于劳动纠纷中的当事人，而且很有可能无法做到，使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平等就业权成为空谈。因此，还需构建系统完善的司法程序。

　　“未来条件成熟时，应进一步完善就业促进法，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或者在劳动基准法中增加反就业歧视的规则，明确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合理分配就业歧视的举证责任，优化就业歧视的救济程序。”沈建峰说。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